由中国团队制作的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于农历大年初一（2月5日）在中国大陆上映。上映后票房一路攀升，根据大陆电影票务平台“猫眼”的统计，截至2月14日已累计达到31.6亿元人民币，位居中国电影史第五位。预测将达到50亿票房，与位居首位的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电影《战狼2》并驾齐驱。
中国此前一直在科幻电影创作上不温不火，该影片上映后，多家国内外媒体称其为这一领域的“开荒之作”。在科幻之外，现实之上，中国的探测器于今年1月在月球背面着陆，取得太空计划里程碑式的成就。虚幻的想象映射现实的国力，令不少观众在观影后发出“中国人救地球”的感慨。
但在票房上涨的同时，围绕特效技术、演员表演等电影艺术展开的讨论，逐渐上升到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。当立场先行、社会撕裂的迹象开始弥漫在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，《流浪地球》这部电影所呈现的“中国式科幻”也反应了中国政治、文化、资本与观众等多方角力的现实。
《流浪地球》改编自雨果奖得主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同名小说。故事设定在2075年，太阳急速膨胀衰老，即将吞没太阳系，毁灭地球。由吴京饰演的中国航天员前往国际空间站，与国际同僚肩负领航者的重任。他的儿子与地面上的人类一起启动“流浪地球”的计划，试图在地球表面建造巨型发动机，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，寻找宇宙中的新家园。后来在多国救援队的共同努力下，得以成功。
在该部电影上映之前，刘慈欣的成名作《三体》于2015年也开始拍摄电影版，但在后期制作阶段宣布延期，至今未能上映 ，令科幻迷对中国拍摄科幻电影的实力产生怀疑。
也有影迷认为，该片由吴京主演，必然同他之前自导自演的军事题材电影《战狼》系列一样，传递“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”的民族主义思想，于是将《流浪地球》视为“宇宙版战狼”，不抱期待。但影片上映后，口碑反转。
同大多普通科幻迷一样，乔杕从小看美国科幻电影，中学起开始阅读科幻文学刊物《科幻世界》。由于对中国科幻丧失信心，并反感标签式人物吴京，他本来没有打算去看《流浪星球》，后来在多位“信任的朋友持续推荐”下才决定观影。
在《流浪星球》中，吴京扮演的角色几次提到自己是“中国航天员”。有一次加重了“中国”二字的读音，使台词稍显突兀。乔杕对BBC中文说，“还能感觉出来那股战狼‘劲儿’，但不至于过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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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流浪地球》正在商业上复制《战狼2》的成功，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。一位网名为“影志”的观众在中国大陆社区网站豆瓣上留言，“以前看国外科幻感觉离我们很远，这一次看到熟悉的北京大裤衩、上海东方明珠都变成零下89°冰天冻地的末世场景，既猎奇又唏嘘。”
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宋明炜对BBC中文说，以前中国观众看好莱坞的科幻大片，主要是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，而这部电影“通过银幕上的中国元素与观众中的中国人建立了认同感。”
宋明炜解释，好莱坞电影中也有处理父子关係、年轻人在危险中冒险的故事，但通常以多个人种的面孔呈现。而这部电影主要用中国人来表达人在宇宙中探索、斗争的形象，“这本身就（对中国观众）具有强大的感染力”。
另外，电影中在对白、道具等方面的设计也蕴含不少中国元素。比如“春节十二响”、“儿子天冷了，记得穿秋裤”、“北京根本看不到星星”等台词是中国大陆在日常生活和网络对话中经常提到的黑色幽默。宋明炜认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。
科幻与现实题材的电影不同，虽然离不开现实政治的映射，但对其解读是建立在幻想的世界之上。如独立学者乔木所说，这种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周旋，“正是科幻的奥妙所在”。
中国过去科幻题材的作品较少，进军好莱坞的作品多为历史剧，如《英雄》、《十面埋伏》等，而国内则流行清宫剧题材的影视作品。乔木对BBC中文说，“因为现实不好拍，历史又太烂，于是大家往前走一步，令科幻成为非常好的（拍摄）题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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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流浪地球》的主人公是一位父亲，在影片结尾牺牲了自己，为了让儿子和地球上的人活下去。在宋明炜看来，与《战狼》系列相比，这个英雄是低调的、不喊口号的，“他做出的决定是出于一个人的爱、同情和责任。”
“（导演）没有在角色之上传递更多的信息，没有给与意义、指令或思想上的口号。在处理人类共同面对的空前悲剧时，单一的、对国家的情感变得没有那么重要。”
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、电影学教授郝建认同这部片子没有传达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，在视觉营造上有所突破。但他对BBC中文说，其内在的精神核心还是和《战狼》系列一样。“为了达到一个伟大目标，即所谓的拯救地球，可以抹去一个人或许多人的生命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与爱国主义的内在价值观是一致的”。
他认为，编剧对未来社会结构的想象、人与人的交往方式、对个人的认识等方面的设计暴露出编剧“对个体的价值、个体的尊严和生命缺乏理解和重视”。
故事设定在一个没有货币制度的社会中，人物通过自己在社会中的表现积累社会信用。在郝建看来，剧中的台词“晚上居委会发饺子”显示该社会实行食物配给制，而居委会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层节点。“这是一个否定个体平等交换的社会，是绝对集体主义的供给制社会，或者彻底的共产主义。这是典型的红色理想。”
郝建说，当面对重大的生命决策时，电影中人物行为所体现的内在观念“有某种非常可怕的东西”。影片开头，主人公选择放弃妻子的生命。郝建认为，这种决定他人生命的戏非常难写，但编剧却让人物毫无困难地做了决定。另外，影片设定普通人通过抽签决定谁有资格进入地下城，而宇航员的亲人享有特权，是“一种奇怪的设定，反映出作者扭曲的价值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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